大约快九点时，中国矿业报社长王振勤先生风尘仆仆来到我在西安和平门外的住处。当时，我家的房子是个不足20平米的单间，妻子正哄不足一岁的儿子睡觉，为了不吵醒孩子，我和社长说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

  王社长是来动员我赴京的。其时，我所在的《矿产开发报》已更名为《中国矿业报》，题写的报名。《矿产开发报》是一张在全国地矿系统和地方矿业很有影响的报纸，创办已有十多年历史。该报最初由陕西地矿局主办，《矿产资源法》颁布后被地矿部收归为部办，旨在指导全国依法办矿。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地矿部文件精神，作为主办单位在北京的部属报纸，更名后的《中国矿业报》要尽快从西安迁往北京。那时我是该报编辑部主任，自然是重点动员对象。记得当时社长列举了许多赴京的好处。他说，此次赴京，随报纸升格，我的职务将会由正科级升为正处；因为是报纸迁移，合乎政策，家人的北京市户口也不成问题，部里已承诺解决。

  关于大家所关心的住房问题，社长坦诚相告，由于北京住房紧张，估计报纸解决住房需要将近五年时间，暂时不能带家属。这也就是说，如果去北京，我将面临五年的两地分居，这对于我很不现实。我指了指床上正在睡觉的儿子说：“现在孩子太小，我爱人学校也催她上班，等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了我一定去。”社长立马接过我的话说，“其实这个我已想好了，给孩子请个保姆，报社出钱。”社长的话干脆且诚恳。报纸迁京，用人急切，这个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心情十分矛盾，当晚没有答应社长赴京的要求。

  留在西安还是迁往北京？到底何去何从？在那段日子里，这个人生难题令我十分纠结。其实我也明白，报纸迁京，将会给报纸也会给自己提供更大更好的机会和发展平台，自然前途一片光明，这也许是上帝给我的最后一次恩惠和眷顾。但这些对于当时已年届四十的我来说，家庭和住房也许更为现实和重要。其间不少同学朋友劝我莫失良机，力挺赴京。记得有人说到北京的好处时，曾提到北京的高考分数要比西安低三十分，建议我即使为了孩子将来考大学也不应放弃这次迁京机会。而我当时几乎不加思索地说，我儿子现在还不到一岁，考大学还需十几年，国家发展这么快，到时候那些地区差别肯定不复存在!现在说这些话年轻人一定没办法理解，但这都是真的。

  其实，报社迁京的准备工作1993年就慢慢的开始，第一批赴京人员离开西安时已到冬季。

  那天，从北京赶来的地矿部矿管局郭镇西局长上午在报社办公室和大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一起去西安珠穆朗玛宾馆聚餐。当时的矿管局是我们的主管部门，郭局长是代表地矿部来看望大家的。那天的气氛热烈且略带伤感，还有些即将背井离乡的悲壮。大家都很激动，喝的有点高，一个个脸红红的说话声挺大。郭局长走过来向大家敬酒，举着酒杯夸我刚才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好”。记得当时我主要讲了两点，大意是说，眼看着大家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报纸将要进京，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要到北京去上大学，心里是既高兴还有些恋恋不舍。一是建议更名后的《中国矿业报》不要仅仅满足于对别的行业的覆盖，“广度”容易做到，关键要在深度和质量上做文章。二是讲用人有导向作用，任用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引导什么样的风气。话说得不多，想不到局长倒记下了。接着大家红着脸高声喊叫着互相敬酒，场面有些混乱而又令人感动。那天我惦记着一件事，期间抬起胳膊看了下表，向社长请假说我有事先走一步，也顾不上和大家打招呼，就急急匆匆溜出宴席。

  下楼后我从车棚取了自行车，骑上直奔陕西日报社。下午两点正是《三秦都市报》的招聘面试时间。

  后来据同事讲，那天我走后，大家一起将首批赴京的同事送上火车，分别时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个别女同志还哭出了声。至今想起当年火车站的一幕，尚隐隐感到遗憾和不安。

  《三秦都市报》（当时叫《三秦晚报》）是由《陕西日报》社创办的省级都市类报纸，招聘考试自然由陕报主持。关于这次招聘，在我的记忆中，如此声势浩大地通过考试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在陕报还是首次。其参加人数之多，举措之新，反响之好，影响之大，堪称新闻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这次考试十分重视新闻实践和编采素质的考核，考前需提交正式发表的新闻代表作，这些作品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四十。记得当时我拿的稿件有长篇通讯《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中国》《来自屈原故乡的报告》《回眸再说“庄稼汉”》，杂文随笔《心远地自偏》《割股自啖与卖版面》等，自信这些作品还有些质量。给我面试的是陕西日报的秦耕先生，他向我出示了几幅漫画让我“看图说话”，那一时期我正练习写杂文，这对我不算难事。新闻考试分笔试和现场采访两部分。笔试给的编辑材料“绿色农业”于我较为陌生。“言论”写作则很顺利。记得卷面上给了三幅漫画，画的都是一群小猪围着一只母猪吃奶。仔细看，画中的小猪越吃越肥，越长越大，而母猪则越来越瘦。这使我很快联想到“国企改革”“砸三铁”等当时流行的话题，一篇随笔式的千字文章一气呵成，可谓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后来任《三秦都市报》编委的秦耕吿诉我，我当年的言论笔试分数很高。采访考试是现场操作，至今尚记忆犹新。记得那天参加考试的几百号人随着领队走出陕报大院，队伍蜿蜒约有两三里长。考生们走在路上，谁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那天采访的目的地是文艺路市场。该市场是当年西安有名的自由市场，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一街两行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蔬菜、服装、粮油、百货，各种货物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队伍到了这里便化整为零，各自分散开寻找自己的采访线索。我在一处复秤台前采访并坚守了大约40分钟，然后和大家一起回到考试教室，写了一篇消息：《今日复秤台，一片静悄悄》，从复秤台的“安静”透视市场的“变化”，自以为避热就冷，独辟蹊径。根据考试成绩，在《陕西日报》公布的初选名单中本人榜上有名，但终究是与“三秦”无缘。

  1991年作者（右）在湖北省秭归县采访，长篇通讯《来自屈原故乡的报告》后在《矿产开发报》发表。

  然而陕报并未食言。当时主持招聘考试的是该报副总宋桂嘉先生，宋总在大会上曾给考生承诺，他们对初选入围而未录者负责推荐别的省级媒体。考后我去找宋总，宋总告诉我，目前省人大正在筹办一报一刊，问我是否愿去。我答应能试试，并在两天后和人大方面通了电话。

  接我电话的是位中年男子，地道的陕西话说得干脆且热情。他在电话那边说：“你的大作我们都拜读了，过来吧。”我知道，他所谓的“大作”，定是我先前给“三秦”招聘拿去的几篇新闻作品，我在心里暗暗佩服宋总的办事效率。次日，骑着那辆半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在位于新城广场的省人大办公楼我找到了那位和我通电话的男同志，他就是《民声报》的社长王广群。当天，王社长带我去见省人大主管宣传的焦静南副秘书长。在我的第一印象中，焦秘书长说话和气，性格儒雅，我们的谈话很快进入主题。秘书长问我对将来的《民声报》有什么想法，那时对办社会型报纸我兴趣正浓，讲到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等等，大约谈了40分钟，看得出秘书长较为满意。临别时，他说我可以先来上班帮着筹办报纸，并可以先办“借调”。记得当时我没有答应“借调”的事，说可以等着和后面即将招聘来的同志们一起办手续。其实，我当时“心中有鬼”，是“脚踩两只船”。当时的《中国矿业报》虽已迁京，但我们没去北京的几个人则留在西安的陕西记者站（实际管西北五省的采访），而且报社已将我们的工作关系迁到了北京。再说，未来的《民声报》到底怎么样，我还想看一看再说。

  1994年冬，《民声报》的招聘工作真正开始。我和来自眉县人大的高永科先入为主，我们负责接待报名的应聘人员。由于是社会公开招聘，并在《陕西日报》登了启事，来自全省各地的报名者络绎不绝，热情很高。

  这次招聘沿用陕报的方法，现场采访加书面考试。考场设在离省人大不远的一所中学，近十座教室座无虚席。考试当天，我作为“监考”人员在考场巡察，考生们都在聚精会神埋头答卷，纪律很好。一片“沙沙沙”的书写声中，你会感受到这场考试的严肃和郑重，那场面绝不亚于高考。这次考试社会反响很好，试题是委托陕报和西大的老师出的，考生和人大都很满意。通过考试，报社从580名应聘人员中选出了十多名优秀者进入报社。

  新来的同事多是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风华正茂，生气蓬勃。其中不乏各地媒体的精英，例如来自宝鸡电台的杨讲生，几年前我在陕报上就曾见过有他参与采访的老山前线的稿子。郭晓庆来自《咸阳日报》，刘子云、付凯荣来自《铜川日报》，都是当地媒体的骨干。田跃和施晓东在省电台兼职，李振声则是永寿县电台的总编助理。经过几天短暂的培训，大家正式上岗。果然新人新气象，1995年1月1日出版的《民声报》创刊号一鸣惊人。

  创刊号整张报纸大气清新，很是漂亮。报头设计有国徽。社论《按人民的意志办事》，开宗明义，颇具政治家办报的气魄。社论是省人大研究室的刘卫东写的，此公是当时人大有名的才子，后来任安康市委书记。

  记得当时我和李振声负责经济版，就在交稿的前一天我还在为稿件发愁，交稿后也有些忐忑不安。这期稿件改得干净，但内容较“碎”，十几篇稿子竟拔不出一个头条。第二天早上，总编让我过去，说二版（即经济版）缺少一幅“好照片”。出报在即，到哪里去找这幅“好照片”呢? 紧急时刻，时任副总编的薛建新写了张纸条，让我找这个人试试，我下楼骑上自行车立马行动。

  当时已是隆冬季节，结了冰的水泥路面十分光滑，稍不小心就会摔上一跤。我双手紧紧握着车把，在凛冽的寒风中骑着车子满大街跑，快十点时，终于在位于友谊路上的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找到了字条上所写的那位宣传干事。宣传干事是位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当他从文件柜拿出一大叠照片时，我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我们将照片一张张摊开在桌子上比较，很快，其中的一幅跳入我的眼帘——就是它了！我拿了照片和宣传干部匆匆告别，骑上车子又是一路紧赶，等回到报社摘下帽子，脑袋上早已蒸笼般地汗气腾腾。第二天报纸出来了，这幅照片给经济版撑了脸面——那是一幅高速路面的延伸照片，被美编放在版面中央放大后极富张力，使缺少头条的二版一下子有了亮点。那天的经济版特有看头，我很满意也很高兴，评报时连连夸奖美编小付：“二版的效果比我想象的好!”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后报纸全方面进入轨道运行，工作紧张而又充实。那一年多，我分别担任过经济版和要闻版的责任编辑，因为编采合一，还采写了反映白水苹果之乡的系列报道《西固，新崛起的农民城》《居安思危话苹果》《白水苹果：说不尽的话题》以及《铁血铸警魂》《村委会，该由咱村民自己选》《这颗苦果该由谁吃》等稿件。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新鲜且忙碌的，使我的人生有了许多难忘的第一次：第一次走进人代会，第一次旁听省长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面对面地采访人大代表以及那些平日可闻不可见的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民声报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记得当时报纸每月工资仅有300元，20多个人挤在一间大办公室，但大家上下一心，苦中有乐。报社领导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稿件，一起糊信封，寄报纸，加班加点。当年的《民声报》好稿不断，好评如潮。可谓地利人和，雄心勃勃，充满生气和活力。

  这一年，即1995年的下半年，关于北京和西安的去留，我已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想法。

  其实，1995年我还给《中国矿业报》继续写稿，当时北京的报社也没有忘记留在西安的同志。记得有次从北京回来的报社司机刘世宏在省地矿局的院子碰到我，说起北京的情况，他告诉我有次地矿部领导到编辑部视察，王社长告人家我们还有位“好编辑”没来。刘师在我面前诡谲地笑着连说了几遍：“这位‘好编辑’我知道是谁。”其实，刘师所谓的“好编辑”是谁，我心里自然明白。

  当年，我是以《中国矿业报》驻陕记者身份申报职称的，驻站记者的职称是报社委托陕西代评，申报材料则需申报者本人找报社审批盖章。从西安到北京，整整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站已是次日清晨七八点钟。《中国矿业报》的地址在北礼士路，走出北京火车站我就找去北礼士路方向的公交车。

  到了报社，先见了郭局长和别的报社领导，一是说职称的事，二是谈了关于调动的想法。郭局长当时已是全国矿业协会秘书长，是报社的上级领导，谈话中问了我的情况并表示挽留之意。新来的副总编张以誠是个地质工程师出身的老记者，当时出了本报告文学集《上海沉降》，看了我的职称申报材料，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职称的事没问题，我软件硬件全够，当天就可办理。

  “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西安的同事分外热情。杨智峰、王东海、焦鸣、王平、陈颂今他们都在，我到各个办公室及其他们的住处转了一圈。报社迁京，初来咋到，尚处于过渡时期，当时的办公条件很简陋，西安的同志还在地下室住宿。一年未见，大家都有许多话要说，在京连头带尾大约三天，我们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相聚有两次之多。在京期间，原想帮他们编一期稿子，又怕误了职称评审时间，踌躇几次终未开口。第三天给职称材料盖完最后一个章，我就急着买票回陕。

  那天，报社司机开车将我送到北京火车站已是万家灯火时分。由于时间紧迫，白天买的预售票只有硬座，上车后我拿着《中国矿业报》记者证和报社办公室给我开的抬头印有题字的介绍信找到列车长，很快给调剂了一张卧铺。这时我似乎醒悟到，还是印有“中国”两字的记者证好用，可我往后怕再也享受不到这种福利了。列车开动了，望着窗外茫茫夜色，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悄然袭来。

  火车越开越快，如脱缰之马，在寒冷的夜风中孤独地狂奔。渐渐远去的北京市区的灯光若隐若现，这时我已清楚地知道，我和北京的距离已愈行愈远，和《中国矿业报》的距离也慢慢变得远。夜深了，附近铺位响起了断断续续的鼾声，可我仍毫无睡意。

  那年春节过后，即1996年的春天，我将工作关系从北京调回西安，正式成为《民声报》的一员。

  三十年过去了。屈指算来，我在《中国矿业报》供职14个年头，如今的《中国矿业报》早已成为一份颇具影响的全国性行业大报；而在《民声报》我一直干到退休，约15年。

  说起当初的选择，我至今不悔。抚今追昔，是非功过，已成故事；苦乐荣辱，去者已矣。只是某次故友相聚，有人发感慨说，以我儿子在西安的高考分数，放在北京应该能上首都医科大，甚至更好的学校。当然这话未必当真，但揭起了我的旧伤。每念及此，唯感对儿子心存内疚。